中国尽己所能为解决金融危机贡献了重要力量。
在西方国家实行金融武器化导致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被质疑之时，国际金融机构对加入CIPS的兴趣明显增强，来自欧洲的CIPS间接参与者仅在2022年上半年就新增了27家，超过其在过去三年的平均增长速度。CIPS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人民币跨境支付和清算系统。
日均处理业务1.34万笔，金额3184亿元。间接参与者无需在CIPS开户，但需要在直接参与者开立账户，委托直接参与者通过CIPS办理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业务。根据SWIFT 2021年年报，SWIFT协会的董事会成员中，北美和欧洲国家占据了19个席位（见表1）。未来，将继续以CIPS标准收发器为载体，推动中国金融标准体系建设。随着当时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商业银行迫切需要更加便捷、安全和低成本的跨境支付信息传递方式。
在支付的三大基本流程——交易、清算、结算中，CIPS承担人民币跨境清算功能，而SWIFT负责传递在交易、清算过程中的支付指令等信息。SWIFT被武器化引发了国内外关切。但各国金融监管部门对绿色、可持续等的理解有着较大差异，相关的政策落地在时间、内容和方式等方面不尽一致，这将使得我国商业银行在全球化经营中面临着多重监管要求，对商业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一方面，国内银行业竞争加剧使得利润增长缓慢，资本补充能力受到影响，境外机构规模的快速扩张、资本的较高占用与内生不足的资本补充能力之间存在矛盾，制约了商业银行在境外的发展。四是加强与海外分支机构所在地的金融监管部门沟通，了解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动向，及时弥补风险管理系统的不足，防范风险于未然。尤其是，很多商业银行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诸多政策支持，又有着政府的隐性担保，监管部门对它们触犯法律行为的处罚倾向于避重就轻，由此引致它们在出海时缺乏足够的法律风险意识和应对能力。这些不当监管都可能给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业务展开带来法律风险。
对我国商业银行来说，回避这一风险是不可能的，只能直面风险，选择适当的举措予以分散化解。通过金融科技丰富服务场景，提升服务能力，吸引更多线上用户，加快融入当地市场的步伐，提升在当地市场的份额。
我国商业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缺少具有国际化经营经验、通晓国际金融市场业务的行员，更缺少熟知所在地法律知识和把握法律风险的行员。发达经济体法律体系相对较为成熟，对触犯法律的行为处置较为严厉，其商业银行普遍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这三类原因导致的法律风险不同，效应也不同。第一类法律风险源于东道国的法律环境。
商业银行基于专业信息提供的金融服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员的知识、技能与经验。另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在海外开展业务的主要模式仍为以短期批发性融资支撑长期限资产业务，存在严重的期限错配问题。这种行为不当，既包括商业银行整体管理层面的法律意识淡薄所引致触犯相关业务法律底线，也包括由内控不足引致的个别内部人员恶意的违法违规行为。第二，完善内控机制，强化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金融科技监管与消费者保护等方面法律法规的滞后，引致了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在这些方面的内部制度建设与所在国的金融监管要求之间形成落差。对商业银行触犯法律的业务行为惩处力度不足，是引致一些商业银行法律风险意识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通过与海外风险管理、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的合作，提升合规能力与合规意识，探讨应对法律风险之策，构建防范化解国际性法律风险的预警系统和应急机制。金融监管部门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对国际性商业银行的执法经验，努力提升金融监管水平。
对股东的违法违规行为，通过穿透式监管，从入股资金的源头进行查处。第三类法律风险源于海外金融监管机构的不当执法。三是加快风险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第二类法律风险源于我国商业银行对所在国法律制度认知不足引致的不当行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各国持续强化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合规压力随之提高。由此，一方面应通过各种路径和方式，加快培养既精通金融业务又熟悉所在地法律、税务及监管制度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队伍。
为此，应系统客观地研判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形势，深入分析市场环境和发展趋势相关法律的影响，充分估量各项业务的风险敞口，动态评估法律风险的条件、路径、程度和破解之计。随着巴塞尔协议的不断完善，各国也纷纷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无论是对资本的要求还是对流动性的要求都更为严格。
除此之外，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动荡，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以经济制裁作为打击其他国家的重要手段，出台的相关制裁条例也会对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经营造成影响。另一方面，要强化对商业银行触犯法律法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增强监管威慑力。
进入专题： 商业银行国际化 法律风险 。第一，优化业务模式，提升盈利与融资能力。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的重点区域由发达经济体向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国家转变。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凭借着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或者通过制定本国的法律直接干涉他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活动，或者通过所谓制裁限制非本国商业银行的正常业务活动。一方面，应持续完善银行业监管法律制度体系，扩大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对商业银行业务的覆盖面，对违反公司治理、侵害客户权益等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除了东道国的法律制度、监管要求复杂化提升了合规合法难度外，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国际化中的法律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对相关国际法律及其趋势变动的认知不充分甚至误解所引致的业务行为不当。
自2015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一些国际业务多次受到海外监管当局处罚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反洗钱内控制度不完善，二是履行反洗钱的三大核心义务（包括客户身份识别、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不充分不到位。在此背景下，已签订的金融协定执行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签字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
不同国家不同法律管辖范围上的差异，不仅会使我国商业银行陷入两难境地，也会造成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法律风险涉及的主体范围增加（既包括在东道国的海外分支机构，也包括涉及跨境业务的其他分支机构甚至母国总行），导致法律风险更加复杂且难以预测。对国际化中的法律风险，应形成包括识别、评估、监督、控制等全流程的风险管理体系。
这些问题也暴露出我国商业银行在开展全球化业务经营中仍延续着固有思维，未能及时适应当地法律法规与监管政策的变化，对发达国家等监管机构在反洗钱方面的执法力度缺乏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霸权地位，行使域外管辖或长臂管辖，使得我国商业银行陷入两难境地。
同时，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本土客户占比较低，融入当地市场的程度不高。近几年，银行业监管向着可持续、绿色等取向倾斜，预期后续会有一系列绿色经济活动的清单出台，要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与此对接。例如，中国银行的跨境业务与贸易融资，中国工商银行的跨境并购，中国建设银行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招商银行的个人财富管理业务等。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求我国商业银行注重国际化的提质增效，着力应对和化解国际法律风险。
虽然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规模与数量持续扩展，但全球化布局的质量依然较低，海外市场拓展与业务深度不足。另一方面，应努力在海外分支机构所在地招聘通晓金融、法律、财务等复合运作的人才，形成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能够独立作战的专业化团队。
近几年来，我国商业银行涉及的境外诉讼案件增加，不仅与海外分支机构直接开展的业务相关，还有因商业银行作为被告或被执行人在中国境内的开户行而卷入诉讼。一方面，应深入分析当地市场的具体情况与自身发展特点，寻找业务新突破点，开发新业务。
但也要看到，随着国际金融形势的复杂化，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分支机构面临的法律风险持续增加，风险事件时有发生，多家中资银行海外分行因触犯所在国的法律底线被处罚。另一方面，与金融科技相关的消费者保护问题成为许多海外监管当局的关注重点，但在我国境内尚未就此形成统一规范的金融监管机制。
